明朝末年的困境真的无解吗?(明朝末年的困境真的无解吗知乎)

即使朱元璋附身到崇祯身上也挽救不了明朝灭亡的命运，最多只能延长一下明朝存在的时间而已。明末碰到的问题就如同扁鹊说的疾病已经深入骨髓，即使神医也无法挽救。

明末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而这点几乎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死穴，而且是无解的。所有有识之士甚至所有官员都知道土地兼并的危害，但并不妨碍他们及其家族大量兼并土地，即使很有能力、名望的大臣也不例外。比如徐阶，能力出众，继任首辅之后，大力革除严嵩弊政、还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但他们家族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像海瑞那样的清官却是凤毛麟角，还不容于同僚。明朝除了官僚群体兼并土地，还有以福王为代表的皇室成员在侵占土地上也不余遗力。土地兼并造成下层民众生活十分艰辛，民不聊生，农民起义运动风起云涌。

而且很不幸的是明朝又碰到小冰河时代，自然灾害频发，效率低下又腐败不堪的封建政府很难有效应对，要救灾就得加税，加税又让民间底层百姓更困苦。政府官员忙于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并不把朱家天下的安危当做自己的事，不可能损私利而利国家。

朱元璋为什么反元，最后还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宁愿起来造反争取一线生机。朱元璋如果附身到崇祯身上能不能抑制土地兼并呢，也没有可能，因为他没有可能获得官僚群体的支持，到手的利益要再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他即使能杀个别人、甚至一批人都没用，崇祯杀掉的大臣其实也不少，但换了一个上来还是一样，又能如何？

有解。明实亡于东林党、小冰河天灾、鼠疫、蝗灾以及宗室问题。

崇祯在除掉魏忠贤之后，明朝的文官都向崇祯联名上奏，要求裁撤东厂和锦衣卫的的编制，不让宦官集团有再次做大的机会，看似为了皇帝，实际上是为了这些文官自己。

没有了足够的力量去制约文臣，不知道这些文臣的私下勾当，导致崇祯时期文臣贪腐事件频出，但是崇祯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最讽刺的例子便是崇祯希望手下大臣和贵戚给国家捐款，结果每个人捐款都不超过两千两白银，包括崇祯的老丈人，但是北京城破，这些大臣和勋贵被抄家的时候，个个被抄出几十万两白银，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次，崇祯没有给有能力平定叛乱的文臣武将足够的信任和支持。

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袁崇焕，毛文龙这些人如果崇祯给予足够的信任和支持，不猜忌，不派京官去战场使绊子，其实是打的过李自成和皇太极的。

在战役之初，明军打叛军是胜多败少的，后来因为拖欠军饷，士兵死了白死，离心离德，士气低落，这才导致明军战力急剧下降。

若要走出困境，方法如下:

一，查办张家口晋商。张家口晋商在明末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大量将粮食、布匹、铁器等战略物资走私给关外后金，换取金银，时间长达数十年。查办这些晋商，可获得巨额资金，解财政的燃眉之急。

二，征收厘金，可以让政府从明末繁荣的商业获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

三，开放海贸，收取关税。明末海洋贸易发达，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均大规模在中国沿海走私活动猖獗。

四，大力反腐。明末官员、藩王、勋贵都高度腐败。

五，可以发行国债；甚至进行农业税改革，丈量土地，士绅一体纳税等等。

六，将己传入福建的高产农作物玉米、土豆及马铃薯等在全国尤其是北方培育并推广。

七，编练新军，以武士道精神

贯彻，并配以监军、政委与指导员。

八，禁止妇女束胸与缠足，允许妇女务工、上学、参军、参加科考等。

九，扶植新的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人。

十，与后金和谈并和亲，攘外必先安内。

十一，集中力量对付流寇。因为流寇战斗力弱，但造成的损害更大，因为他们都在帝国的腹心之地抢掠。

十二，允许宗室参与工商业、参军与做官，但是，逐步取消宗室俸禄，并且宗室与百姓一体交税。

十三，大力发展工商业，鼓励发明，鼓励对外贸易。

十四，招聘在华传教士，按能力授官，或为医生、教师、工程师、火器专家、工匠、教官与顾问等。并请葡澳当局支援火器与教官。

综上，三年必有小成，必能平定内乱，安顿流民，工商业蓬勃发展，财政充足，待新军练成之后，联合朝鲜、林丹汗与俄罗斯，北上扫平后金。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增，又赶上了百年不遇的极端气候，各种极端自然灾害长时间、大规模侵害，紧随其后的农民起义、大清崛起，又加上朝政乱局。这种困境，可以说是亘古未有，想要破解实在太为难崇祯了。

自然灾害反复上演

15-17世纪的200余年中，全球处于“小冰河期”气候，各种自然灾害集中爆发。大明崇祯年间，正赶上1000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灾害长时间、大范围影响中国，也耗尽了大明最后的精力。

• 旱灾

公元1637年-1643年，中国持续大范围干旱，旱灾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北方多数地区旱灾持续达4-8年，重灾区在黄河、海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500年来最严重的的旱灾。干旱1637年（崇祯十年）主要出现在华北和西北地区，1638年（崇祯十一年）向南扩大到皖、苏等省。干旱最严重的的1640年（崇祯十三年）出现数省特旱，临汾夏季甚至“风霾不息”，即持续性沙尘暴。

据各地文献记载，干旱期间，黄河、海河流域持续少雨，1640年（崇祯十三年）年降雨量不足300mm，跟现在的新疆地区降雨量差不多，华北地区1640年、1641年连续两年的降雨量远低于三年自然灾害。干旱严重的时候，禾苗尽枯，庄稼绝收，山西汾水、漳河全部枯竭，河北九河、白洋淀全部干涸，这种河流、湖泊干涸的现象随处可见。

• 蝗灾

伴随干旱的便是特大蝗灾，1636年（崇祯九年），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开始，随后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最终影响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1638年（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

1639年（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山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1640年（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1641年（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直至1642年（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 瘟疫

在天气剧变、食物匮缺的影响下，人体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四处逃难的灾民，各种因素促使了瘟疫爆发。据《明史》记载，从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崇祯十四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浙江等。

明末大瘟疫于1633年（崇祯六年）在山西开始爆发，1641年（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后金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当年北京爆发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载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旱灾、蝗灾、瘟疫这些自然灾害的接连爆发，彻底击垮了大明王朝。当时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核心旱区如山陕甘冀出现人相食的极端情况，甘肃死亡人口甚至超过八成。

农民起义席卷全国

• 起义根源

明朝中后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不断地加派赋税，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加重百姓负担，加速了阶级矛盾激化。而皇室、官绅地主兼并土地也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权势大量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福王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还得到万历帝上等良田四万顷。但朱常洵依然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百姓有了灾荒，却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

旱灾、蝗灾、瘟疫横行，本就收成不足、粮食缺实的情况下，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大明王朝将百姓彻底推向了对立面。特别是陕西地区，土地贫瘠，百姓生活艰难，于是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烽烟遍地

1627年（天启七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

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起义，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西境内共有义军100余部。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1630年（崇祯三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

明朝随后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起义军先后被消灭。唯有李自成，在长期战斗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实力强劲。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灭了大明王朝。

大清虎视眈眈

1586年（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被明朝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各地的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八旗制度，成为后金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已对内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清天命三年），因努尔哈赤认为明朝朝廷偏袒女真叶赫部而心生不忿的缘故，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后金与明的关键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神宗任命杨镐率领四路明军合击后金军，准备直捣后金大本营赫图阿拉。四路军的主帅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然而，明军情报却被泄露给后金军，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以少胜多大败明军，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格局。此后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而明朝相对于后金处于被动局面。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努尔哈赤称大金国皇帝。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接着又征服了索伦诸部，并完全吞并了东海诸部。到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大清的疆域已经扩大到明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东北三省和俄罗斯北至外兴安岭以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间。

崇祯年间，大清彻底控制了东北广大区域，并与明朝对峙在长城一线，经常越过长城威胁中原安全，明朝已无力应对。

党争、宦官乱政

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官、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自万历时期开始，朝廷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东林党有着极强的道德标准，他们能找出社会上的问题，但是从未有找出解决的办法，所以美国学者贺凯对于东林党的评价是“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天启年间魏忠贤独揽大权，自称“九千九百岁”，实行血腥镇压，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杀人，施行刑罚。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迫害东林党人，朝野忠良尽去，甚至连边防将帅也被殃及，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可立等。

崇祯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期曾短暂崛起，但明思宗认为：“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明末的党争，各个集团之间为了利益，不惜相互攻讦，朝局混乱进一步加剧。

写在最后

明朝中后期开始形成的困局，最终造成了明末的积重难返，明朝的灭亡只是早晚的问题。

谢谢邀请。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明粉，太祖威武，七征蒙元，五伐漠北；天京保卫战时更是留下“天子守国门，君臣死社稷”的美谈。我们对此慷慨激昂，憧憬不已，然而即便如此，当崇祯在煤山的一颗歪脖子树上自缢而亡时，我们又会深思：明亡当真无解？

遇上“小冰期”是明朝灭亡原因的普遍观点。总结一下：当时北方大旱，陕西、山西和河北等多地由于大旱而导致农民收成不好，下层百姓吃不饱活不了，加之李自成在裁撤驿站中被迫下岗，由此进一步加重农民起义，清军方面早已按捺不住，多重因素下，明朝不堪重负，顷刻王朝土崩瓦解。那么明亡当真如此吗？笔者持保留意见。

这句话我们都不陌生，明朝时期几乎全世界产的一半白银都流入了中国，按理说明朝应该是最为强大的国家，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白银作为一种金属货币，其在中国的法定官方货币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准确地来说就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使用白银计税从政府层面确立了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此前社会流通的主要是铜币，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秦汉唐宋时期的电视剧动不动就用白银买单完全是瞎扯。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并不是主要产银国，如何满足社会货币需求呢？答案是新航路的开辟。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船队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再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1498年，达伽马在葡萄牙王室支持下开辟欧洲从海上直通印度的新航路；葡萄牙人麦哲伦更是在1519~1522年间完成环球旅行。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在这个时期获得暴利，大量黄金白银流入。然而这两个老牌封建强国并未能用这笔财富投入再生产，而是选择挥霍一空。由于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欧洲极为畅销，不可避免地使得当时的明朝成为这些白银的主要流入地，尤其是隆庆开关之后，让中国赚走当时世界开采的三分之一白银。福祸相依，也正是白银的流入酿成一场大危机。

封建社会很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更是和民间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明朝政府没有准备金的意识，这也是宝钞和铜钱迅速贬值的原因，白银的来源主要依靠对外贸易，结果中国患上“白银依赖症”。这种危险体现在一旦国际出现动荡，必然引发国内社会危机。历史总是喜欢开各种玩笑的，1588年传统大国西班牙与正在崛起的英国爆发战争，结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全军覆没，海路进一步被“海上马车夫”荷兰所垄断。于是到了崇祯年间，原先一年内有60多艘货轮运送白银到中国，现在却骤减到6到7艘，白银供应量大大减少，崇祯遇上了通货紧缩。用白银计税需要先将粮食兑换成白银，但白银升值后，原先的一石粮食换一两白银变成一石粮食换半两白银。于是农民为了完成纳税就需要缴纳更多的粮食，从而大大加重其负担，这样一来农民无法缴足赋税，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减少。

加之遇上北方大旱，流民四起，曾经勉强维持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也因此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一呼百应。但农民起义这个事在各个朝代都有，宋朝更是典型，从建国之初百姓便起义不断，也没造成亡国灾难，所以也不能全然归咎于农民起义和清军的崛起，国家没钱才是最大的问题。若大明朝末期财政收入充足，军饷补给源源不断，又怎能让李自成他们纵横半个中国，以致一发不可收拾？也就更谈不上让努尔哈赤在关外闹腾，进一步入主中原。清朝是幸运的，小冰期逐渐退去，17世纪中后期英国已然在朝着霸主的地位走去，国际社会对白银的供应也慢慢恢复……

明朝末年的困境当真不可解，这是横向和纵向双重因素下导致的结果，大明朝辉煌过，也曾衰落过，一个王朝走过三百多年已不算遗憾，毕竟这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

很荣幸回答这个问题。明朝末年的困境还是有解，但需要很长时间的改革。

明朝灭亡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内优，一个是外患。内忧有三点，第一点是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第二点是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第三点是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引发了农民起义。外患是后金的强劲崛起，已经对大明的安危构成威胁。

那么明朝应该怎样做才能挽救？我认为首先应当解决内部矛盾。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举步维艰，一遇饥荒不反更待何时。

一个王朝，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那么这个朝代离灭亡就不远了。所以明朝首先应当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但在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时候，所面对的是明朝朝廷当中以及地方上的大佬，政策的推行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执行政策的时候必须坚决，同时注意防范中央朝政的波动以及地方上的动荡。

第二，中央上打击宦官专权，加强皇权，打击党争，采纳能臣意见，治理贪污腐败。明朝末年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比如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对抗文官集团上边，所以必须加强皇权。崇祯皇帝在应对李自成的农民军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策略失误没有听取大臣意见，急功近利导致明朝军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仓促出战而遭到惨败。最终李自成军队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朝灭亡。

第三点措施是关于外部矛盾，面对后金的日益强大，明朝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培养一批能征善战的优秀将领。明朝末年在东北与后金的角逐中，明朝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后金军队。

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操练不足战斗力低下，各路将领互相掣肘，配合不当，数量上占优势的明朝军队惨败于后金，所以必须进行军事化改革，重建昔日明朝军队的雄风。

如果能把这三点改革措施执行彻底，明朝还是有希望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