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时期名士名将扎堆，到了西晋感觉就只有低端选手?(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

不完全对，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乱世之中因战争而出现的名士、名将也便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到了西晋，就是低端选手乱斗。之所有两个时期，会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有着几个原因：

在三国乱世之中，为了争霸天下，往往出身世家或者身居官职的豪雄，会纠集自己的势力参与乱世之争。在这个过程之中，并没有儒学士子等的“经世济民”的机会。

即便如诸葛亮在投奔刘备之前，也是因战乱而躲避在荆州隐居，直到遇到了自己认为的明主刘备，才出山帮助刘备争霸天下。

像诸葛亮这样的有才干的名士，和其他有武力谋略的名将等，如果是生在安定时期，那么出仕做官、封疆拜侯才是应该有的途径。

但是在三国乱世之中，这些名士名将，没了出仕做官的途径，只能投奔各股势力，发挥自己在军事等方面的才能，因此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名士、名将。

三国时期出现这么多名士名将，是由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决定的。

司马氏掌权及西晋统一天下之后，因其经常被人诟病的“得位不正”等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名士们多加限制。如果不能为司马氏所用的名士们，那么司马氏便会加以迫害和压制。

像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因为不愿意接受司马昭的招揽，便得罪了司马昭，最终一代名士被司马昭处死。

由此，西晋时期便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三国时期名士们的生存方式，那便是玄学清谈。所谓的玄学便是相较于两汉时期的儒学，而清谈则是谈论玄虚，不议政事，躲避迫害。

玄学清谈这种特殊的名士活动，是西晋名士们为了躲避司马氏的迫害，而无奈选择的结果。不过，玄学清谈成为风气之后，反而逐渐被统治者所接受，也成为当时逐渐崛起的士族门阀阶层热衷之事。

相较于三国时期，已经实现了统一局面的西晋时期，已经很少有多方势力之间斗智斗勇、争夺天下的机会。

而西晋时期司马氏的统治严苛，导致原本挥斥方遒的名士名将们，不再敢于轻易反抗司马氏的统治，也因此形成了区别于三国时期的玄学清谈。

这也就是为何与三国相比，西晋名士显得有些没有存在感，这其实只是表象而已。三国名士因三国乱世而瞩目，西晋名士也因司马氏而转为玄学清谈。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大家好，我是历史太傅。三国的人才确实是非常多的，真的是一个人才扎堆的时代。

一、人口比例：根据曹操的记载，黄巾之乱后人口十去其八，总人口从东汉末年5000万人锐减至1000万人左右，当官的死的不多，平民百姓基本上都成为了众多英雄人杰们的经验包，自黄巾之乱起，第一批的英雄们开始成长了起来。

所以小编认为，人口数量断崖式的暴减是造成人才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毕竟1000万左右的人口，还没有现在的一线城市的人口多，但是当时所出现的英雄人杰可是有着有一大批的，那些有名有姓有记载的就更多了。在三国时期，正史中有单独传记的大概在300人左右；而在演义中之前大家都认为是写了400余人，但是根据专门的清点之后发现，演义中实际上是写了1230个人物，虽然这些人不全是英雄人杰，但是其中英雄人杰的数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二、乱世出英雄：那么三国时期为什么可以出现这么多的英雄呢？小编认为这应该也和当时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毕竟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乱世出英雄”。但是，在我国历史中也有着其他一些分裂、对抗的时期，甚至有些时期比三国时期还要热闹、斗争还要激烈。比如：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时期。那么为什么这些时期中，英雄人物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呢？小编认为在其中还有着其他的原因，比如当时人们政治观的形成、对史书的重视、书写等等因素不一而足。

三、政治结构：东汉末年从中央集权往地方集权发展，宦官、外戚、君王之间忙着互相倾扎，高级人才很多死于非命；但地方政府（州牧）有很高的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并培养和囤积出了众多优秀人才；周瑜、诸葛亮、贾诩、郭嘉、法正、魏延、黄忠、甘宁、孙坚（实在太多）以至于后期蜀汉和东吴的核心干部基本都是原地方政府的人才。这和后期中国的政权很不一样，后期封建王朝过于专治，以至于中国后期很少有人才是出自地方政府的，大体都是太子党和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并由中央培养。

四、东汉时期的文化教育：在汉章帝时期，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就开始大力发展教育，私塾盛行，再加上从建国起基本没有发生过大动乱，大致是一些高层互相碾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边境的对蛮族作战。没有大规模内乱，国家财力足以支持高质量的教育、再加上国家选拔制度相对合理，继承西汉举孝廉和秀才制，基层人才如陈藩、李固、杨震等都很能体现当时国家的教育水平。

三国初年的名臣名将们，都是东汉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我们发现到三国末期人才明显少了，绝大部分人才也非平民出身，大抵都是官二代，因为三国只有曹操拿钱发展教育和经济，蜀汉拿钱发展军队，东吴拿钱发展门阀，西晋的人才很多是曹魏培养出来的。西晋才有统一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总结：综上所述，小编认为就算是抛开演义的影响力，三国时期仍然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且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三国时期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并没有迷失在这种法则中。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是否还有着其他不同的观点呢？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哟。

三国时期，实际真正有才能者并不多。

有句话说得好，压力就是动力，战争就是最好的老师。

东汉三国时期，人口因为战乱等锐减，剩余下来的人，要么运气爆棚，要么具备超人一等的能力，这些能力，既可能是武力，或者统军能力，或者是权谋，或者行政组织能力，终究因不进则退的巨大压力逼迫得潜力爆发。

比如说，李典同宗李进，不过一个地方性的小土豪，竟然能够正面野战击败吕布。换成和平时期，他自己绝不会相信。但是，面对骑兵来抢劫的吕布，他不出战就会被骑兵耗死，士气低落下去，小小邬堡终究会被攻破。

到了西晋时期，国民生活安稳，世家统治恢复起来，九品官人法导致寒门小地主根本无法获得证明能力的机会，大世家醉生梦死，有能力的人如王猛投靠异族，因此永嘉之乱导致国家迅速灭亡。

答：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司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但同时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有所威胁的，此时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

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

这就是为什么三国初期人才人才济济，魏晋时期人才凋零的最重要的原因。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

其实这只是我们自身造成的错觉，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辉煌与没落，堂堂中国，岂有近两百年无英雄乎？

论起这件事来，还得归咎到一本书身上，这就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太过深入人心，在民间流传甚广，以至于三国在很多人心中成为中国乱世中最著名，也是最为热血的乱世。

《三国演义》中，刘备、张飞、关羽的桃园结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曹操的狡诈多疑；周瑜的气冠江东，都有自己的典故和出处。然而，小说读起来虽然颇有味道，让人回味无穷，但终究掺杂着作者的艺术创作以及主观想法，和正史还是有很大的出处的。

说三国人才辈出，这也是事实，不管是魏蜀吴三国君主，还是诸如诸葛亮、郭嘉、荀彧、陈宫等谋士，以及张飞、关羽、张辽、夏侯惇、周瑜、黄盖等名将，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奇才，乱世出英雄，却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西晋却也不是全无佳才。开国皇帝司马炎政才不输之前的魏蜀吴三国之君主，虽说晚年政事腐败，选储失当，但还是有过太康之治，治平之世，而羊祜、杜预之能，出将入相，西晋的大一统江山多是两位老臣谋划；宗室之中，虽然八王之乱使得晋朝国力衰竭，江山不稳，但也不乏温厚长者，比如琅琊王司马伷之流；至于风流之士，竹林七贤之名至今留存。西晋随乱，但是文化底蕴却上承两汉，下开隋唐，书法、文章、绘画颇具风格，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绝。如此人才济济，说西晋无人，确实太过偏颇了。

小编读《晋书》时，虽然也晋朝内部之乱深恶痛绝，但是读到名臣气节，一心为国之时，也想心神之外，与古人相交，景仰风骨，历史，在心中没有偏见时，最是入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