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字狱?(对文字狱的感想)

”文字狱”是专治文化组成部分。我们说的专治统治，不仅仅指“中央集权”的“皇权专治”，即“国是一人一姓”之国，一家之国，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故而叫“封建王朝”。如“秦朝”是由“赢正”建立的，朝庭是他家的，他自封”始皇帝”，自称“朕”。他死了由儿子继承丶儿子死了由“孙子”继承，由此一世丶二世丶三世而千秋万世。

这在资本主义民主丶共和丶议会制产生之前东方丶西方都一样。如，欧洲的“路易十二”丶“路易十三”，日本的“天皇”也传了千代（不过无伦古代天皇，还是现代天皇可没有中国皇帝那样大的权力）。

而中国”皇帝”更是一人独专，集君权丶神权于一身。土地分配丶法律制定丶官员任命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所谓“君权神授”，故而列代帝王都要行“太山”祭天，以示君权丶神权于一身的“合法性”。皇帝一人独览“立法丶司法丶行政”于一身，除他之外皆奴才，君要臣死丶臣不得不死。这就是“专治制度”，而建立在专治制度之上的经济制度，即“封建经济制度”。

封建经济制度是“农耕制度”，土地掌握在“皇帝”手中，由皇帝封赏，由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掌控，农民只能依赖土地生存。少量工商业是受严格控制的，商更是末流，商人地位地下，所以商人们总是要绑官丶买官而一成为“官商”或“红顶商人”。如“吕不韦”丶沈万三丶胡雪岩等都是很成功的官商结合的典范。

专治的“文化制度”，至汉武帝罢黜百家始，一切都必以“儒家礼教”为标准。至此，中国文化再无“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景像，故而有人把它比作“酱缸文化”，散发出酸腐臭味，毫无新生气像。

而”文字狱”即是“专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皇帝”自称“朕”，别人用“朕”那是要杀头的判逆之罪。以至于推而广之，皇帝的名和字其它人都不得用，要避。否则轻则座牢丶重则杀头。

所以，封建专治是“政治丶经济丶文化”及一切领域的专制，而不仅是“皇权专治”。

谢谢题主邀请。

我认为文字狱主要是起到两个作用：一是统治集团制造恐惧，加强威权统治；二是政治斗争时打击异己的工具。

如果将文字狱定义成因文字而获罪，历史上有记载的文字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崔杼弑其君”事件。

根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命人杀害了齐庄王，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为了防止这样不光彩的行为被写入历史，崔杼杀死了这个太史。接任太史的是前任太史的弟弟，继续这样写，也被崔杼杀死。

太史的另一个弟弟接任太史职位，还是这样写，崔杼就没杀了。有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前面两任太史都死了，拿了写好了同样文字的竹简准备接任太史，听到历史已经被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这就是最早的文字狱故事。

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当属乌台诗案，因为案件的主角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苏轼，也就是苏东坡。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序幕。1071年，苏轼上书指出新法的诸多弊端，惹怒了王安石。自觉在朝中无法立足的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朝廷派为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在地方上，苏轼看到了很多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合理之处，例如青苗法、食盐专卖法和手实法等。但是朝中是变法派掌握大权，于是满腹牢骚无处诉说的苏轼，用了文人最擅长的方法“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刺

最早向朝廷打小报告的人是沈括，就是那位写出了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著作的《梦溪笔谈》的沈括。1073年，任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沈括到浙江巡查，看到了苏轼的诗稿，于是上报给宋神宗，但是未获重视。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作为例行公事感谢皇恩，他提交了《湖州谢上表》，正是这篇文章让别人抓住了把柄。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其”代表苏轼自己，“新进”指的是宋神宗任用的新党人物。关键在于“生事”二字。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导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因后者写给前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这句话就可以理解成。苏轼不“生事”，而新党人物“生事”。于是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都上书弹劾苏轼，认为他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苏轼随即被逮捕，交由御史台审讯。

随后御史台又找到大量苏轼诗文中讽刺朝廷和新法的证据。包括《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对于这些指控，苏轼有的承认，有的不认。

最终在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石等多人求情下，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案。

心灰意冷的苏轼来到黄州后反而写出了《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借以抒发自己的苦闷。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控制，防止和镇压汉人的反抗，大兴文字狱。其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都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历史之最。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而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

清朝入主中原后，汉族和满族之间民族矛盾尖锐，很多奉行儒家文化的汉族文人之中都有强烈的民族敌忾之情。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斗争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以至于雍正曾说过下面这句话。

“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朝第一场文字狱是发生于1660年的“张晋彦案”。顺治在其文章里发现一句“将明之才”，直接将其斩首。

比较有名文字狱的是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喜欢收集明朝史迹，

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这本书就被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

因为《南山集》记录了一些南明事迹，并以南明桂王死后次年为清朝定鼎之年。其中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一篇更是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对清兵在扬州城破后屠城十日的罪行加以揭露，全然不知辟讳。

在御史赵申乔参劾下，戴名世以“大逆”罪下狱，两年后被处死。此案还株连数百人，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余人，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

据《清代文字狱》一书统计，清朝历任皇帝治下的文字狱数量，在顺治朝为6宗，康熙朝13宗，雍正朝20宗，嘉庆朝1宗，光绪朝1宗，而乾隆一朝就有约140宗，因此文字狱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

总的来看，文字狱严重打击了言论自由，阻碍了思想进步，也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和没落。